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经过正确分析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创造性地解决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尽管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不长，但在中国近百年历史发展中却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既是对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结果的发展，又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刘少奇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建国前后对于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了积极实践和阐述，丰富了这一理论。刘少奇1949年的天津之行和所发表的“天津讲话”，即体现了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贡献。本文以刘少奇1949年视察天津的实践活动及讲话为研究对象，阐述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和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探索及理论贡献。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作出了贡献。总结和探讨20世纪中叶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经验，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与决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刘少奇1949年视察天津的实践活动及讲话为研究对象，阐述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和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探索及理论贡献。

　　一、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一次重要实践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后，革命形势发展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统治濒临灭亡，一些城市相继解放，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值此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适时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这一全局性的伟大战略转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然而，要胜利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夺取城市并完整接管和发展建设城市。

　　对城市的接管是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所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过程中一个主要环节。天津1949年1月15日解放，从天津解放至新中国成立的9个半月，正处在实行党的战略转移的关键时期。对于接管天津这座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党中央高度重视，作出了一系列针对天津接管工作的指示，组织了庞大而又得力的接管干部队伍，吸收了已经接管城市的成功经验，有力地保证了天津完整顺利的接管。完整接管是夺取城市并确立人民政权的第一步，而要实行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巩固新生政权，还必须学会管理建设城市。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对于大多数接管干部，尽管有解放区工作经验，但面对大城市仍感生疏。党员干部普遍存在执政意识不强、思想准备不足，决策能力和工作方法尚不适应城市工作需要的问题。能否管理并发展建设好天津，党员干部面临着严峻考验。就在天津从完整接管开始转入管理建设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派刘少奇莅临天津指导工作。

　　建国前夕，党面临着既要领导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又要进行大规模城市接管的复杂局面和艰巨任务。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为应对复杂局面完成艰巨任务，指明了正确方向。刘少奇1949年4月10日至5月7日在天津近一个月的工作，即是一次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实践活动。长期以来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对于刘少奇此次在天津指导工作的讲话（简称“天津讲话”），缺乏全面研究，认为刘少奇讲话重点是解决劳资关系和做民族资本家的工作。事实是，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指导管理建设城市的深刻思想，帮助解决接管后天津面临的方方面面问题，而处理劳资关系和做民族资本家工作是为解决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天津是一座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黑暗统治的城市，完整接管后面临的形势极其复杂、困难重重。在政治上，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摧毁了旧政权，怎样建立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城市新体制，怎样建立党在城市工作机构，都需要探索。进城后，实行军事管制，建立了军管会领导下的接管机构，建立了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和若干个街道办事处，建立了公、检、法等司法机构；在党内建立了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及工作机构和各区委员会及工作机构，那时党的组织尚未公开。这些党政机构都有力地保证了完整顺利接管天津。但随着接管任务的完成，这种适应接管工作的体制，不能完全适应管理建设的需要。一方面新建立的党政机构，特别是接管部门需要调整；另一方面根据新的形势任务，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在经济上，接管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生产倒退，私营工厂基本停工，大批工人失业；城乡经济不畅，交通阻隔，农产品上不来，工业产品下不去；财政紧张，通货膨胀，极大地困扰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尽快恢复发展生产成为天津的一大难题。在文化上，如何尽快肃清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建立和发展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的城市文化，任务十分艰巨。除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面临的问题外，同时还面临着安定社会，稳定人心的重要问题。在思想上，不少人对党的方针政策不了解。资本家顾虑重重，怕分厂分店、怕没钱赚、怕工人不好管理，复工复业不积极，甚至抽转资金。知识分子和职员观望。而工人期望值高，提出一些过高要求。进城干部对情况不熟悉，对怎样管理城市缺乏经验，而且党的基层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

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刘少奇采取深入工厂、学校、机关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天津市委工作汇报、各部门工作汇报，分别召开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资本家座谈会和出席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接触方方面面，全面了解情况，结合天津实际，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这一工作活动中形成了“天津讲话”。 刘少奇“天津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宣传党的城市政策，教育干部说服群众，尽快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刘少奇关于如何实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管理建设城市的思想，体现在他的全部讲话之中，尤其体现在由他亲自撰写的“天津工作提纲”和4月18日在天津市委会上的即席讲话、24日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的即席讲话。刘少奇从军管会、市委、市政府的职能到干部队伍建设；从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到区街建制；从工商、税务、海关、外贸、金融、交通、电讯管理到粮食、纱布的生产经营；从劳资关系到公私两利；从工会组织到妇女解放；从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到知识分子问题；从工资待遇到住房等职工福利；从整顿社会秩序到收容乞丐、治理脚行、妓院等等，一一解答了干部、群众提出的40多个问题。特别是刘少奇纠正了党员干部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模糊认识。接管后，一些党员干部，将新解放区土改完成后，出现的幻想在小生产经济的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带入城市。对为什么在农村可以斗争地主分田地，在城市不允许斗争资本家分厂分店不理解。一些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对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在思想上想不通，认为8年抗日、3年解放战争出人出力的都是农民，应该农民领导工人。“认为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领导农民不合理”。 刘少奇严肃指出，必须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要消灭城乡差别的观点出发，阐明为什么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他说：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应该以城市工作为重心。城市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因此城市是领导乡村的，不但在今天城市领导乡村，将来社会主义时还是如此。一直到将来消灭了城乡差别，把乡村变成城市一样。 刘少奇以城市工业代表先进生产力和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说明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领导农民的必要性，说服教育干部尽快转变认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要求。

　　刘少奇此次天津之行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像1949年6月《中共天津市委关于传达刘少奇同志指示的决定》指出：“刘少奇同志此次来天津检查工作，对市委有很大帮助，将市委本身及干部中所存在的有关城市工作的路线、政策及策略等方面的思想模糊及工作偏向给予了详尽的指导”。 当时，为把天津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堡垒变为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变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基地，刘少奇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成为指导天津党员干部迅速实行工作重心转移，带领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及各界群众，团结一心建设新天津的巨大动力。

　　二、对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有益尝试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经过正确分析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创造性地解决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尽管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不长，但在中国近百年历史发展中却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既是对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结果的发展，又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刘少奇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建国前后对于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了积极实践和阐述，丰富了这一理论。刘少奇1949年的天津之行和所发表的“天津讲话”，即体现了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