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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何以异化为投资
| 也许从有考试以来，作弊就与之相伴而生了。不过，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近年来借助于网络的便利，作弊竟悄然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并且有了“助考”这样一个更加好听的名字。 在刚刚结束的2009年高考中，吉林省松原市两位女教师因出售27套作弊器材（涉案金额达44万余元）而被公安机关拘捕。据当地公安机关称，提供作弊器材的“上线”在高考前已被抓获。数据显示，截至6月7日高考前，仅松原市一地公安机关就相继破获交易作弊器材案件1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4人，收缴窃听、窃照、无线语音发射装置683套。 这只是冰山一角。在松原之外的其他地方，已经被发现的和未被发现的，高考、英语四六级考试、公务员考试……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作弊市场到底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巨大的需求市场是推动作弊产业化发展的强劲动力。而惊人的高额利润则是作弊产业规模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的直接原因。 巨大的需求市场来源于作弊极低的成本和极高的收益。 以高考为例，它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所有考试中最为重要的考试种类。尽管近年来高考升学率已经逐年提高到60%-70%，与以前百分之几的升学率相比，高考已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然而，它仍然是莘莘学子人生旅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座桥，过了这座桥，个体将被贴上“大学生”的标签，这不仅预示着其在将来的就业市场中更有竞争力，能获得收入更高的工作，同时，也预示着他的身份和地位的变化。 由于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高考目前仍然是各大高等院校录取新生最主要的方式。它不仅是一次考试，更是社会结构中较低的阶层向较高阶层提升的重要方式。由于社会以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向其成员提供向上级阶层迁移的通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高考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发挥着维持稳定和提供发展动力的作用。在这一社会现实下，能否通过高考，考上大学，意味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是否获得走向社会中上层的“入场券”。 与这一巨大的收益相比，为获得这一“入场券”而支付的一两万元作弊成本（按松原案中27套作弊器材44万元计算，平均每套1.6万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以此类推，四六级考试、公务员考试等不同的考试类型中，作弊器材和答案可以卖的价钱与其可以为需求者带来的利益成正比。 再从供给方看，作弊产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销售器材和提供答案这两个方面。作弊器材本身的制作成本很低，像作弊用的耳机，成本不过几十元钱；找几个研究生或老师作出考试的正确答案，花个几万元或许更少的钱也就搞定了。相对于需求者所可以承受的心理价位，作弊产业惊人的利润空间产生了。借助于日渐发达的互联网，各路下线层层转卖，作弊产业很快成规模、成气候，在全国发展起来。 相较于作弊产业的迅猛发展，监管措施却显得有些被动和不足。尽管年年都可以看到某地查处作弊案件的成果，但在海平面以下，巨大的“助考冰山”成长的速度却远高于海面之上被发现的那一角。 回过头来看，要铲除作弊产业，就必须要铲除其赖以存在的根基——需求市场，而要使需求市场不存在，要么使作弊的成本相对于收益而言大大增加（例如加大监管、处罚力度，使作弊的风险成本增加），要么降低某类考试所对应的收益或切断考试与对应收益之间的联系。 还以高考为例，如果社会能提供多种阶层上升通道，高考所对应的收益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可是在短期之内，我们还看不到这种可能性。尽管多年来各界人士呼吁变革“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部分高等院校也开始试行自主招生，可是，在社会多元化的阶层上升通道未能形成、全面推行自主招生可能增加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不能解决之前，高考制度不会取消。 说到底，考试作弊之所以能够产业化、教育之所以被异化为一种可以计算成本与收益的投资方式，与社会所能提供的阶层迁移通道过于狭窄和单一有关。在这一问题未能从根本上改善之前，作弊产业或许将作为一个奇特的现象与各类重要考试伴生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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