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创立的科学发展观，在积极借鉴西方发展观的有益成果的同时，也实现了对西方发展观的扬弃和超越。这表现在：其一，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物本”思想，而且以其人民性而在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上超越了西方当代发展观的“人本”思想；其二，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发展”思想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经济增长论”，而且以其系统性而在发展内涵和发展方法上超越了西方当代发展观的“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其三，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以其和谐性而在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上超越了西方当代的可持续发展观。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西方发展观;扬弃;超越

西方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观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传统发展观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观肇始，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演变成盛极一时的经济增长发展观；后一个阶段的新兴发展观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出于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反思和批判，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诸多新的发展理念和思想。

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开展理论创新所取得的一个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充分吸取了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积极借鉴了西方发展观的有益成果。同时，科学发展观又以一系列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独创性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既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也实现了对西方当代发展观的超越。用比较方法来分析科学发展观对西方发展观的扬弃与超越，对于深化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物本”思想，而且以其人民性而在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上超越了西方当代发展观的“人本”思想

在西方，“以人为本”的思想曾经在近代历史上绵延存续了数百年之久，其间经历了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三种形式。不过，当时“人本”思想的锋芒指向的是“神本”思想，旨在推翻宗教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因而，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发轫于工业革命并在二战后进一步强化的西方传统发展观，其目光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探讨的是如何通过发展经济来迅速地增加社会财富。因而，“人本”思想和这种传统发展观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尚未走到一起去。

“以人为本”的思想被纳入到发展观中，成为西方发展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则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之后的事情。这时的“人本”思想锋芒所指恰恰是传统发展观的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以物为本”思想，因而成为正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观的内容之一，其主要标志便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受1979年联合国“研究综合发展观”主题大会的委托而撰著并于1983年出版的《新发展观》一书。在这本书所阐述的诸多新发展理念中，“人本”思想是一个醒目的亮点。

佩鲁的“以人为本”思想具有与历史上的“人本”思想所完全不同的鲜明特点，那就是它紧密地与发展问题相联系，是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在：第一，强调“人”是发展的中心，即发展的“中心是人的发展”①，发展应以满足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第二，强调“人”是发展的目的，即发展是“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②。所谓“为一切人的发展”强调的是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国际社会中的某些人”，而是“为所有人”③；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的是发展不仅要解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要满足人的其他各方面的需求。第三，他还指出“人”是发展的动力：“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④在佩鲁之后，西方研究发展问题的理论家也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例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把发展与人的自由相联系，认为发展的目的是“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因而，“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⑤同时，在他为联合国撰写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不但把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贯彻了进去，并且具体设计了体现这一思想的“人类发展指数”。

形成于21世纪初的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不但同样纳入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并且还把这一理念作为整个发展观的“核心”。毋庸讳言，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新发展观的“人本”思想。但是，与西方新发展观不同的是，科学发展观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物本”理念，而且也超越了西方新发展观的“人本”思想。

首先，在对西方“物本”发展观的反思方面，科学发展观比西方新发展观更加合理和缜密。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与西方新发展观的“人本”思想一样，都是因为看到了传统的“物本”发展观对人类自身所造成的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日益恶化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反思。但是，在对“物本”发展观进行批判的时候，科学发展观表现出了辩证“扬弃”的优势：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仍然继续肯定了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⑥。另一方面，对于与“物本”相对应的“人本”的阐述更加理性化。从正向上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⑦，“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⑧；从反向上来说，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无可厚非，但是“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⑨。与这种严密的论述相比，西方新发展观对于“物本”的反思和“人本”的表述，显然就比较片面而松散。

其次，在对“以人为本”中的“人”和“本”的理解和阐释上，科学发展观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当中，深刻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⑩。这就是说，发展的目的不是抽象地“为一切人”，发展的动力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既是与“物本”和“GDP本位”相对立的“人本”观，也是与“资本”和“官本位”相对立的“民本”观，这可以说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对西方新发展观“人本”思想的最大超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二、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但扬弃了西方传统发展观的“经济增长论”，而且以其系统性而在发展内涵和发展方法上超越了西方当代发展观的“综合发展观”和“整体发展观”

西方发展观在发展内涵上的理论最初是“经济增长论”，即认为发展就是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列成公式就是：发展=工业化=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在1956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本书中一再提到‘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这个词过于冗长。我们在不少场合将使用‘增长’或是‘产出’，甚至间或为了有所变化而使用‘进展’或‘发展’。”也就是说，他是把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或“进展&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