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主小传

　　王蒙，当代著名作家，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从1953年开始创作至今，他一直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最具有活力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已发表文学作品近1000万字，19岁开始写的处女作《青春万岁》至今一再出版不衰。

　　核心提示

　　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作品比较厚重、有分量，常常是指它的道德拷问和道德辩解的含量。缺少道德含量的文学作品，往往会令人感到轻薄。

　　知道一个人一辈子活下来不容易，坚持道德原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不容易。人们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淡然看待得失，不轻易在人生坎坷中低头服输、悲观失望。

　　什么叫创造？没有想象就没有创造。我们整天讲创造，但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民族怎么可能有创造呢？一个缺少文学细胞的群体，一个缺少阅读的群体，往往也缺少创造能力。

　　今天我想讲文学和道德的关系，文学对人生艰难奋斗的描写，文学对人类智慧的作用，文学对人想象力的帮助。

　　忏悔救赎 劝善惩恶

　　有许多文学作品都承担了道德拷问，对自我和对人类的道德发出疑问。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作品比较厚重、有分量，常常是指它的道德拷问和道德辩解的含量。这不是说文学一定要讨论道德问题，那样就变成道学了，有很多大家喜欢的作品并不牵扯道德，就是讲风花雪月，甚至还可以嘲笑道德。但这种缺少道德含量的文学作品，往往会令人感到轻薄，所以说，文学最震撼人灵魂的力量，恰恰是它所承载的道德。

　　国外有一些很著名的拿道德来拷问自身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复活》，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在他的姑妈家与侍女喀秋莎轻率地发生了性关系，女孩怀了孕，被他姑妈赶了出去，当了妓女，牵扯到一个冤案中，之后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发现这个已更名为玛丝洛娃的女子，因为陪审团的漠然，玛丝洛娃被判终身流放，聂赫留朵夫为救赎自己的灵魂，决定牺牲一切陪玛丝洛娃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主人公冉阿让，为了他姐姐的孩子去偷面包而被判处徒刑，后来越狱逃跑，住在一个神父家里，偷走了神父独一无二的银餐具，第二天还没逃离镇子就被警察抓住了，结果那个神父说不是冉阿让偷的，是他送给冉阿让做纪念的。因为这件事的触动，主人公冉阿让幡然悔悟，从此变成了一个圣徒，到处帮助别人，做了大量的好事，并在一个城市被选为市长，但与此同时，警方缉拿越狱逃犯，抓住了跟冉阿让长得很像的一个人，冉阿让站出来说，“他不是，我才是真正的逃犯。”作品大开大阖地把人放在一个极端境遇下，考验人的道德。

那么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有，比如说京剧《除三害》，一害猛虎，另一害蛟龙，一个叫周处的人把猛虎和蛟龙都制服了，家乡的人却都说，我们还有一害，这个人就是你，因为你强横、喜欢欺负人。他听了很受刺激，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好人。中国还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说有个小孩叫天宝，读书时冻僵了，被王员外救助，之后在王员外家却有很多不良表现，于是被王员外赶出家门，小孩最后改邪归正，还考中了举人，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外国这类故事和中国故事还是有点不一样，中国故事强调：不管你做过多少坏事，有过多少坏心，只要变好了，你就有光明前途，有很好的社会地位。但是外国文学作品特别强调道德上的负罪感给人的压力，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负罪感更痛苦的了。有时候看《复活》，我就常常联想到中国一个形式上有点类似的故事《苏三起解》，王金龙有钱的时候，全心全意地迷上了苏三，但是后来没钱了，被妓院老鸨赶了出来，他就去考试，后来中举做官，而苏三被妓院卖出去了，卖掉以后也是扯到一个冤案当中，这个冤案和玛丝洛娃的一模一样，也是坏人没把妓女苏三药死，却药死了别人，反诬是苏三药死的。《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是陪审员，《苏三起解》中王金龙是主审官，两篇故事比较相近，但是完全不一样，《复活》中体味的是灵魂里的翻江倒海，聂赫留朵夫如果不能救助玛丝洛娃，那真是毋宁死——不如死掉，但在《苏三起解》中，苏三激愤，王金龙尴尬，审案中阴一句阳一句，深一句浅一句，虽然故事充满了戏剧元素，但总体上是个喜剧，苏三的遭遇只是变成了一个喜剧材料。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文学作品中有大量记载或歌颂，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在人生中蒙受到屈辱、折磨、考验，但是最后取得了人生某方面的辉煌，对于面对困难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不是我最痛苦，有比我更痛苦的；不是我最倒霉，有比我更倒霉的；不是我最窝囊，有比我更冤屈的。从另一面来说，就是鼓励你，身处逆境要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克服，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比如有很多名人传记文学里，描写小时候家里怎么穷困，上学怎么受到有钱人的嘲笑，甚至被学校除名，坐过监狱，挨过饿，挨过打，但是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最后成为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我们在文学里可以得到无数这样的范例，有时候我们可以把传记文学和准传记文学称之为“丑小鸭文学模式”。

　　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一个天鹅蛋混在鸭蛋里，被老鸭子一块孵了出来，小天鹅长得不像鸭子，显得很好笑，连妈妈都不喜欢它，它被误认为鸡，可是不会打鸣，被农民拿去捉老鼠，又被赶出来，被嘲笑一点用处都没有，它自己也抬不起头来，但是最后，它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天鹅。一些文学理论家是怎么评论《丑小鸭》的呢？说《丑小鸭》就是安徒生的自传，因为安徒生一生穷困坎坷，他写诗卖诗，走在大街上，将写好的诗放在包里，见人就问：你们有喜欢诗的没有，我这有两首；有想要爱情诗的吗，我这有一首；有想要歌颂诗的吗，我这有五首；有想要悼亡亲人或者朋友的诗吗，我这也有。有时候从早到晚卖不出一首诗，这是在当时的哥本哈根，如果现在南京街头走过一个人，长长的头发，面有菜色，二目无光，然后拉着你问“要诗吗？我这有。”你很可能怀疑他有什么毛病，需要送到医院救治，或报告警察，说这有个扰乱社会秩序的诗人，这就是“丑小鸭模式”。

　　还有个“狄更斯模式”。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喜欢写本来是贵族出身的儿童，落到坏人手中，几乎学坏了，但是他的本性是高贵的，经过各种危难，最后回到贵族家庭，又变成了一个高尚、文雅、有地位的选民，所谓选民就是被上帝所选中过好日子的人，但是回想起他原来的经历，恐怖极了，强盗、杀人犯、小偷、乞丐、骗子，在他的少年时代，不知多少次差点落入犯罪和堕落的深渊，万劫而不复，但是最后他得救了。
中国这一类作品往往是忠臣蒙冤的模式。一个忠臣受了冤屈，沉冤如海，尝遍了人间苦痛，但是仍然坚持读圣贤书，坚持学好不学坏，最终拨开云雾见青天，有了出头之日，还为自己雪洗耻辱。比如说赵氏孤儿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奸臣屠岸贾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王的姐妹，就躲到王宫里去了，屠岸贾杀不了她，但他包围了王宫，因为她这还有个婴儿，就是赵朔的儿子，屠岸贾要斩草除根。对赵家极为忠诚的两人是程婴和公孙杵臼，这两人想办法把赵朔的儿子偷运了出来，公孙杵臼问程婴，死和育孤哪个更困难，育孤就是保护、养育孤儿，程婴说死很容易，在这种追杀的情况下育孤太难了，公孙杵臼说，既然这样，你把死的任务交给我，育孤的任务你来。程婴有个儿子和赵氏孤儿一般大，公孙杵臼把赵氏孤儿和程婴的儿子掉了包，带了程婴儿子逃跑。程婴和公孙杵臼不同方向分头跑，程婴被屠岸贾抓住了，问赵氏孤儿哪里去了，程婴表现得很贪财，你要让我告诉你也不难，给我千金，千金究竟是千根金条还是千块元宝也弄不清楚，反正是一大笔钱，屠岸贾说好，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于是程婴就带着屠岸贾的手下，抓着了公孙杵臼，公孙杵臼果然抱着个孩子，公孙杵臼破口大骂程婴，见利忘义，无耻之尤，大骂一通，屠岸贾当着程婴的面把公孙杵臼和假扮赵氏孤儿的小孩全杀死了，然后程婴回到家乡，陪着真正的赵氏孤儿度日，一直到新皇帝平反赵家血案。皇上说可惜已经没有后人，平反也没用了，中国特别讲究血缘关系，这时候有人报告说，不，赵家有后，于是程婴把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带进都城，被封了大官，回头来再杀屠岸贾，然后程婴说我最好的伙伴是公孙杵臼，当时为了育孤我没有死，现在育孤的任务完成，为赵家报仇的任务也完成，我该去找公孙杵臼了，立马自杀。这个故事传到欧洲后，法国的伏尔泰和德国的歌德两人都非常感动，都想把它搬上舞台，歌德没有把它改完，但是伏尔泰改出来了，起名《中国孤儿》，而且在法国上演了，最后还在欧洲其他地方上演。

　　这些故事虽然离我们非常遥远，现代人碰到的困难和挫折，也不是这种类型的问题，但是文学本身在呼唤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不要怕苦，不要怕考验，不要怕蒙冤，不要怕别人不理解，不要怕挨骂，甚至不要怕掉脑袋和断子绝孙，认定了就应该坚持那个正确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歌德、伏尔泰这些大师级的欧洲文化巨人，都深深地被赵氏孤儿的故事所感动。

　　类似的忠臣蒙冤题材，其实在我们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像电影《灵与肉》、《牧马人》等，实际上也在演绎蒙冤和艰苦奋斗的故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相对好的时代，冤枉和迫害比过去越来越少，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必要阅读这样一些书，知道一个人一辈子想活下来并不容易，想坚持道德原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