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主小传

　　索罗斯，匈牙利犹太人，生于1930年。17岁时去英国，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1956年到美国，先从事证券买卖，后做研究，成为欧洲证券问题专家。 1973年创立量子基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保持极高的回报率，被称为是金融界的奇迹。

　　和一些富豪相比，索罗斯显得很朴素，他没有游艇、高级轿车和私人飞机，出外旅行都搭普通民航飞机，自己招出租车，甚至搭巴士。他被统计为世界慈善捐款第三位，近50亿美元，仅低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

　　核心提示

　　★ 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

　　★ 世界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严重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 全球性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

　　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未来；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社会问题开处方。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我可以称为是这方面的专家。

　　金融危机，我们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确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度过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谷底。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

　　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或者说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世界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严重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国际金融体系的美国主导和它的不公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 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 “合作出借体制”。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雷曼兄弟垮台的转折意义：金融市场不得不用上呼吸机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

　　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与监管的国家化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并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